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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高速城市化所帶來的城市詬病
  時間:2011-12-25      來源:中國城市文化網    編輯:周琨【字體: 】【收藏】【關閉

  中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將帶動未來世界城市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和規模擴張,在未來的幾十年里,這將愈演愈烈。但同時城市化所帶來的詬病也由此產生,人口膨脹、耗能巨大、資源短缺、環境污染、交通擁堵、高房價、健康危害、城市貧窮化等等等問題已經在阻礙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光鮮之下,中國城市化將面臨居多問題,值得警惕。

  人口膨脹

  特大型城市通常對人口具有強大的集聚作用,而人口的快速集聚也成為各大城市發展的重要動因之一。在人口快速集聚的過程中,一旦城市建設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長的需求,導致各類城市基礎設施的供給滯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長,就會引發一系列的矛盾,出現環境污染、就業困難、治安惡化等城市病。例如,19世紀末前后,英國城市人口急劇膨脹,造成住房短缺,貧民窟比比皆是;公共衛生設施奇缺,空氣及水源污染嚴重,環境惡劣;就業競爭激烈,工人處境艱難;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等。又如拉美地區,在20世紀中葉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后,城市人口迅速集聚,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甚至超過發達國家,出現城市化速度大大超過工業化發展速度的"過度城市化"(或稱為"超前城市化")。

世界人口分布圖
世界人口分布圖

  高能耗換取高速城市化

  二十年后,中國城市對電力的需求將是今天的兩倍多,占到了全球能源消耗的20%。為了滿足這種需求,對煤礦的巨額投資不可避免,在這方面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買家。印度在電力方面的發展也顯得雄心勃勃--在2012年前希望輸電網發電量增加62000兆瓦。如果按照這種趨勢持續下去,到2030年,印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增加近六倍。而中國將增加了近一倍。2007年,中國GDP占世界總量的6%左右,而鋼材消費量大約占世界鋼材消耗的30%以上,水泥消耗大約占世界水泥消耗量的55%。2003到2008年間,各年能源消費總量以近雙位數的速度增長,究其原因是高耗能產業的快速增長。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是中國"兩高一資"(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行業產能擴張最瘋狂的十年。這十年也正是中國城市改造、城市擴張及房地產市場發展最快的十年。 然而這十年也讓中國的總量擴張型、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資源枯竭、環境污染、廉價勞動力的代價。

  資源短缺

  2002年在南非召開的可持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議上,一致通過將水資源列為未來十年人類面臨的最嚴重挑戰之一。聯合國環境署同年在《全球環境展望》上指出,"目前全球一半的河流水量大幅度減少或被嚴重污染,世界上80多個國家或占全球40%的人口嚴重缺水。如果這一趨勢得不到遏制,今后30年內,全球55%以上的人口將面臨水荒"。在缺水型國家或地區中,大城市的水資源緊缺問題最為嚴重,據聯合國有關機構預測,到2010年,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的大中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休斯敦、雅加達、洛杉磯、華沙、開羅、拉各斯、達卡、圣保羅、墨西哥城、新加坡等都將面臨嚴重的水荒。 此外,土地資源緊缺問題也是國際大都市在城市化進程中所必然出現的問題。由于土地存在供給的絕對剛性,在大量的人口和產業向中心城區集聚過程中,像東京、紐約、倫敦等大都市都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土地緊張問題,土地對現代化大都市可持續發展的制約作用更加突出。如何開辟新的發展空間、拓展地域范圍已成為各大都市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環境污染

  近百年來,以全球變暖為主要特征,全球的氣候與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水資源短缺、生態系統退化、土壤侵蝕加劇、生物多樣化銳減、臭氧層耗損、大氣化學成分改變等。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的預測,未來全球將以更快的速度持續變暖,未來100年還將升溫1.4℃~5.8℃,對全球環境帶來更嚴重的影響,比如農作物將減產、病蟲害發生頻率和危害速度將明顯增加、水資源短缺將惡化等。環境污染使得城市從傳統公共健康問題(如水源性疾病、營養不良、醫療服務缺乏等)轉向現代的健康危機,包括工業和交通造成的空氣污染、噪音、震動、精神壓力導致的疾病等。環境污染對城市經濟的影響是很大的,世界銀行曾對此做出過估算,認為由于污染造成的健康成本和生產力的損失大約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到5%。

  交通擁堵

  交通問題一直是大城市的首要問題之一。迅速推進的城市化以及大城市人口的急劇膨脹使得城市交通需求與交通供給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現為交通擁擠以及由此帶來的污染、安全等一系列問題。在倫敦,由于市中心區域集中了政府機關、法院以及大量的企業、金融機構和娛樂場所,并有超過100萬個就業崗位,每天在高峰時段有超過100萬人口和40000輛機動車/小時進出中心城區,造成該區域嚴重的交通擁擠,區域內平均車速只有14.3公里/小時,成為全英國最為擁擠的區域。在巴黎,上世紀60年代,由于采取了"適應小汽車發展"的政策,結果私人小汽車與日俱增,導致市區交通嚴重阻塞,1973年環城快速路開通后不久就出現了持續性的擁擠。在曼谷,由于車速過慢,整個城市就像一個停車場,甚至出現過3個月內有900名孕婦因堵車被迫在轎車中分娩的情況。 交通擁堵不僅會導致經濟社會諸項功能的衰退,而且還將引發城市生存環境的持續惡化,成為阻礙發展的"城市頑疾"。交通擁擠對社會生活最直接的影響是增加了居民的出行時間和成本。出行成本的增加不僅影響了工作效率,而且也會抑制人們的日;顒,城市活力大打折扣,居民的生活質量也隨之下降。另外,交通擁擠也導致了事故的增多,事故增多又加劇了擁擠。據相關統計,歐洲每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經濟損失達500億美元之多。第三,交通擁擠還破壞了城市環境。在機動車迅速增長的過程中,交通對環境的污染也在不斷增加,并且逐步成為城市環境質量惡化的主要污染源。根據倫敦20世紀90年代的檢測報告,大氣中74%的氮氧化物來自汽車尾氣排放。交通擁擠導致車輛只能在低速狀態行駛,頻繁停車和啟動不僅增加了汽車的能源消耗,也增加了尾氣排放量,增加了噪聲。 據英國SYSTRA公司對發達國家大城市交通狀況的分析,交通擁塞使經濟增長付出的代價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交通事故的代價約占GDP的1.5~2%,交通噪音污染的代價約占GDP的0.3%,汽車空氣污染的代價約占GDP的0.4%,轉移到其他地區的汽車空氣污染的代價約占GDP的1~10%。

  高房價

  以北京城區為例,北京東城一套二居室的二手危房,也要二三百萬元,如果趕上拆遷,拆遷戶可以拿到上千萬元的拆遷費用,隨著城市化、老城改造進程等,未來拆遷是可以預見的,對于這樣可以預見的收益,其實也很容易用投資理財的方式計算出合理的價值。如此一來,像這樣擁有幾百萬、上千萬資產的"下崗"人群,難道不是中國5%富人中的一人嗎?

  有人可能會說,這是他們惟一的住宅,按照西方國家的財富統計是應扣除的,但是這樣的認識似是而非。西方的統計講的是需要扣除自住所必須的住宅,而不是只有惟一的"豪宅"就不計算,如果他們愿意把市區的房子賣了或者拆遷后到遠郊買房居住,手中立即就擁有幾百萬現金了。中國如果包括了宅基地、小產權房等在內所有住房的平均價并不高,上述"豪宅"房價減去中國平均房價后的價值,還是要在百萬元以上,仍可算中國5%以內的富人一族。

  城市下崗工人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主體,我們拉動房地產價格和保障拆遷者的權益,下崗工人得利也最大,政府公務員、富人、外企白領等都因種種原因難以成為"釘子戶",中國近期的政策使得這部分城市下崗工人得到了最多的房價漲價利益,且有住房不花錢、醫療可報銷、糧食價格穩定低廉,他們所得大部分都是可支配收入,所以他們是不會從事農民工工作的。目前各大城市服務性行業工作崗位已基本上被外來農民工占據,這不是因為城市下崗工人找不到工作,而是不愿意工作,不工作成為食利者的原因就是他們是實際上的財富擁有者,有大量的隱含財富可以逐步變現。

  城市貧窮

  貧民窟問題是發展中國家的大中城市在加快城市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特有現象,貧困人口多數集中于城市,而城市貧民又大部分住在貧民窟,如印度孟買、巴西圣保羅等。

  貧民窟帶來的社會問題主要有:一方面,貧民窟居民大部分人處于貧困線,享受不到作為公民所應享有的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居住、出行、衛生、教育條件極差,不僅影響當代人,也影響下一代人的發展。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巨大差異造成國民感情隔閡,加之貧民窟游離于社區和正常社會管理之外,一些貧民窟為黑社會所控制,成為城市犯罪的窩點。1900年紐約市近400萬人里就有150萬居住在4.3萬個貧民窟里,直到21世紀紐約還有哈萊姆貧民區的存在。目前,孟買1600萬人口中有60%居住在僅占城市土地面積十分之一的貧民區和路邊的簡陋建筑中,貧民窟已經成為這個世界著名港口城市以及印度經濟中心城市的最大特色。

  貧民窟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來人口的大量涌入以及本城市內人口的收入差距過大所造成的。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土地占有嚴重不平等,造成大量無地農民。以巴西為例,巴西絕大部分土地一直為少數大地主所控制,大量無地農民向城市流動遷移,且這種流動是單向的,他們不可能再回流到農村。二是城市化過程中就業機會嚴重不足。失業、就業不足、就業質量差,是造成城市貧困人口長期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在城市化進程中,發展中國家往往把工業重點轉向資本、技術密集的部門,造成勞動力大量進入第三產業中的傳統服務業和非正規部門,而在非正規就業部門的工資一般只相當正規部門人員工資的一半,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沒有社會保障,得不到法律保護。三是城市規劃、建房用地、基礎設施、社區發展沒有充分考慮低收入人群的要求。在城市貧民窟居住的人80%收入低于最低工資標準,他們很難在城市獲得建房用地和住房,又不能退回農村,只能非法強占城市公有土地(如山頭、城鄉結合部的公地)和私人土地,搭建簡陋住房,搞違章建筑。四是公共政策不夠完善。如國家教育開支向中、高等教育過度傾斜,初等教育相對萎縮,在中等教育階段重視普通教育和人文學科教育,而輕視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和師范教育,不利于改善低收入階層子女受教育和就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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